当年陆象山和朱子争论《太极图说》，就因为《太极图说》讲无极是来自老子，非圣人之道。
只有具备圣人之德，然后才能有舜之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变态情形下，对于在上位者而言，不能通过与巨室争夺势的方式来服民心，而仍然只有以德行仁这一途。
无恒产的士人，通过后天的学问，也能知义理，去除气禀物欲的干扰而有恒心。就实质而言，朱子认为儒家内部的分歧只在人性论上：诸儒论性不同，非是于善恶上不明，乃性字安顿不着。而君子作为治理者，有与其德相称的爵禄。有人认为荀子之言性亦是教人践履，对此，朱子站在与孟子一致的立场上评论说：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这里仅就第三种情况立论，略为探讨孟子在行政施设方面的基本法度。
于是，就王道的功用而言，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可使民众不堕于禽兽，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可使民众日新其德。盖心之公私小异，而人之向背顿殊。值得注意的是，胡渭还能从文献本位提出与黄氏兄弟相左、与朱熹类同的观点，但相比黄氏兄弟，胡渭等人更多的是学术、经学面向，批评之锐气与反思之冲动甚为淡薄。
黄氏兄弟证以本经，援引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上》），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下》），指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属于仰观于天，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属于俯察于地，是以所谓河洛并非神异祥瑞，只是作《易》的经验来源之一。原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黄宗羲 黄宗炎 河图 洛书 。围绕二黄河洛之说，后世不乏附和与对之进行完善者，也有进行批评者。严格说来，黄氏所言六经与先秦儒家四经或五经有异，其在经书类目上排斥后世续增的部分。
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与？（《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4页）即通过梳理句意、词类，确定《河图》在圣人作《易》时已有之，并且此类地理风物之书，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王室东迁，天下版籍不隶于职方，河不出图矣。他们的河洛之说背后有着更为宏观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历史批评方面的追求，然据其河洛考证与解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更何况他们的考证面临不可逾越的文献缺失，其考释也总被批评的意见、态度所牵系，遮蔽了所批评对象学说的客观实际、合理之处。
对垒各方均面对考证、解释的难题，并于解构与建构上各显其能。（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其二，尤为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河洛学说。三、河洛讨论的继续与自觉 黄氏兄弟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尤以黄宗羲学殖深厚、学名广播，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关注、商榷。随着中西方文化、学术、学科的融合，学术研究脱离了原有的经学框架和文化价值理念，越来越以真理性、科学性、客观性作为不二法门，因而黄宗羲、黄宗炎等人的河洛讨论一方面得到肯定并被深入辨析，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批评不够彻底，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其一，顾颉刚在《〈河图〉与〈洛书〉》和《〈河图〉〈洛书〉的倒坠》两文中认为河洛之上充斥着各种附会、讹传、谬说，应当在欧阳修、黄氏兄弟、胡渭等人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彻底否定。
（《黄宗羲全集》第9册，第10页）黄宗炎认为，《易传》中的天地之数表达的只是奇、偶之数，既未言上下、左右、中等方位，也没有所谓的生数、成数及五行属性之说，故构不成证据。朱熹深知河洛争议已久，但他针对质疑河洛之说的解决思路、学术策略和处理态度，是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其《答袁机仲》云：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11]《朱子全书》，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故自汉代说《易》家由施、孟、梁邱、京、焦、费、赵以至马、郑、虞、荀、何晏、陆绩、干宝、王肃，以及孔颖达、陆德明、李鼎祚诸家，各有论著，而其为《图》《书》，则皆云无有。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被批判、信奉、怀疑、调适、革新，目前仍处于文化自觉与自新的历史阶段。高搭学者架子，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其客观独立之尊严。
河洛之说兴起于两汉，黄氏兄弟对汉代河洛之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10]朱铸禹校，2000年：《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究竟何指，可以说是对垒双方始终无法绕开的关键难题，也是最容易暴露文本解读和论证问题的试金石，河洛之辩的双方或取证于本经，或经书互证，或以其他文献佐证和分析推理作为间接依据，皆欲考究河洛之真，但理解趋向迥异，争论则势不可免。（同上）他还从易学史的角度，辨刘歆、伪孔传之妄：此皆谶纬之学，杂以方术，不足信者。总之，黄宗羲、黄宗炎反对在河洛为圣人作《易》之前提的观念下，根据《周易》经传中的若干文句与八卦、五行、方位等综合并反推出所谓的河洛图式。与一般学术问题相比，河洛历史颇具复杂性和话题性，以黄氏兄弟的河洛批评及再研究为基础，并将之纳入学术思想历史发展与文明传统的自觉的视域下，无疑有益于丰富当前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宋人对汉唐的继承，则是误信。黄氏批评固有一番道理，但汉唐图书之说却不可一概否定。
此后汉学、考据学兴盛之时，关于河洛的历史还原、文献辨析则更为充分。（见朱伯崑，第4册，第260页）他认为黄氏兄弟的易学属于义理学派，其图书批评立足于文句本义，把经书作为唯一标准，注重考证史实，是考据学的一大特点，开清代经史之学的先河，但忽视了图书学在易学理论思维方面的成果，暴露出考据学派研究经学的缺陷，另外黄氏建立理论体系的意识比较淡薄。
[9]朱伯崑，2005年：《易学哲学史》，昆仑出版社。黄宗羲认为，儒家经书中仅《尚书》《周易》《论语》和《礼记》四种言及河洛，其中直接涉及河图洛书的仅《易传》一种，即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黄宗羲、黄宗炎是其中坚定的批评者，前者所论言简意赅，后者增益扩展，辞气峻厉，二人相互补充，对河洛之说形成叠加冲击，影响深远。基于《尚书》的记载，黄氏兄弟论证河洛原本，作为其说的重要支撑。
（黄宗炎：《图学辩惑·河图洛书辩》）由此推知，孔子所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但文化自觉是极为宏阔、抽象、深刻的思想，将过去的遗产转化为活的资源，是极为艰难、系统的工程。但他们立足河洛所呈现的观点论证、批评意识、经世面向引发后世持续关注和讨论，多被现代学者肯定，不失为河洛研究，乃至学术思想批评史上的代表性事件。（《毛奇龄易著四种》，第69页）其又据《淮南子》河出丹书，洛出绿图、郑玄《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指出河洛无非简册之属，且否定球石之说：天球河图与赤刀大训相对，则大训河图并典籍之类。
如毛奇龄论河洛原貌曰：《论语》曰‘河图不出，则单言河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于现代学术体系下的河洛研究之中。
更重要的是，黄氏兄弟关于河洛为方册之书的论证，多为推测之见，缺乏足够的、严谨的证据支撑，此类情况在他们论述河洛的文本性质及其与圣人作《易》的关系方面亦有反映。天垂象，指仰观天文而言。
一方面亟当对河洛问题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体系下的处境进行反思，既从中获取文本解读、史料分析和学术批评的经验，又切实思考如何认识传统、重估传统，进而获取进行文化自觉和文化重建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历史经验、学术路径和思想方略。[7]钱穆，2011年：《文化与教育》，九州出版社。
黄氏兄弟的激切反思，有其对历史文化批评、反思的一面，却也局限于儒学经旨与门户攻伐，将有着丰富历史展开与思想蕴含的河洛之说扫落一隅，在河洛问题上缺乏充分的自省、自觉，恐怕也预示其新理学或新型儒学重建困难重重。田氏之学传自圣门，历历可数。黄宗羲斥责九流百家窜入《周易》致使《易》之本意反晦，宋代图书之学穿凿附会，不合圣经，并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见朱铸禹校，第219页）。尽管汉代文献在后世丢失、禁毁甚多，仍然可以勾勒出汉唐学者或文献中的河图洛书面貌，诸如来源、出世方式、地点、时间、频率、篇数、文本形态、字数、内容、性质、地位以及与《周易》的关系等。
（钱穆，第94页）黄氏兄弟与明末遗民之发论，时常具有襟腑独见，有共同的对于天下与个体的危机、伤痛之感，故其河洛批评与胡渭等人的学问气质大不相同，黄氏之学能够在多个历史时期被反复讨论，与其以真血性真问题彼此交融是分不开的。后世讨论的河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所偏重，但主要关涉易学或集中在易学与图书的讨论上。
二者经书确为被普遍信奉的历史记载，是厘清河洛问题本原最为关键可靠的原始文献，由此研判经书与其他众说，在儒学系统内达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效果。（见同上）批评朱熹引道入儒，亦深有所指，正如朱伯崑所言，黄宗炎之书虽为《图学辩惑》，实际上是清算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朱伯崑，第4册，第275页），黄宗羲亦然。
以此观之，黄氏兄弟否定汉宋河洛学说，力辟图书之学和先天易学，乃至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儒学，仍是从儒家义理思想出发（参见朱伯崑，第4册，第291页），吸取现实和近世社会的历史教训，担负守先待后之责，寻找文化之根本，构拟批判的政治儒学以解决精神上的空前危机，体现出反思的、批评的、超常规的学术特征。（《朱子全书》第1册，第211-216页）由此，朱熹等人以天地之数作为经内之证，兼采历史上河洛诸说及可用之论，在其理学框架下创造性地建构出河洛学说的历史谱系和思想结构，形成以图解经为特征的综合创新。
